雷竞技RAYBET1927年3月，的经典著作《湖南农动考察报告》问世后，引起广泛关注。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90年过去了，再读《报告》，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调查湖南农动不单是为了回应党内外对于农动的责难，还有其认识、实践、心理基础；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农民作用的肯定、对农村建设的关注，仍不失其当代价值。

　　1927年3月，的经典著作《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先后在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刊发，引起广泛关注。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5月、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向导》周报刊发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评价《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在《报告》发表90周年之际，本文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对其历史作用和现实启示略作解读。

　　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社会、了解社会。1920年3月，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在这里，把调查研究、通晓国情作为改造中国的起点。

　　1925年2月，经中央同意，回韶山养病。于是他利用这一机会在韶山进行社会调查。经过同各类人士接触、交谈，了解了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1926年5月，在主持农动讲习所时，曾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求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9月1日，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深感研究农民问题的材料缺乏，希望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7页）。因此，国共合作后，十分重视农村调查，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为农动调查奠定了基础。

　　1927年1—2月，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2月16日，就考察湖南农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年谱（1893—1949）》上卷，第179页）。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报告》的主要内容。

　　正是基于实地调查，在《报告》中，对湖南农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动的不实之词。针对农动“糟得很”，农会的举动“太过分”、有一点“乱来”，农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说法，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他看来，农动“好得很”，成就了“奇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农民是“革命先锋”。关于农动的种种说法是道听途说，缺乏调查基础；而关于农动的结论是基于实地调查，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舆论混杂、是非难辨的情况下，有利于赢得话语优势和话语主动权。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论及《报告》时说：“是以农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湖南农动的亲身经历，使他说这番话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

　　当前，中国农村处于变革之中，各级领导干部制定农村政策，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仍需要对农村进行调查；在对农村进行调查时，要开调查会，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进行实地考察，不能走马观花，搞。只有经过充分的农村调查，才能制定适应当代中国农村状况的改革发展政策。没有农村调查，就没有资格在农村问题上发言。

　　在农村环境下成长，尊重农民、敬畏农民，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在寻找中国革命力量时，如果说1924年前对工人关注较多的线年后则将目光主要聚焦于农民。《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通过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及形成原因的透彻分析，认识到中国农村所蕴藏的革命力量。

　　1926年1月，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即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强调将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成为中国革命力量。6月，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民问题时，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得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的结论。9月，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说得更直接：“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3页、第166页）。这些认识，揭示了农民革命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为在《报告》中定位农民及农民革命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在《报告》中，依据自己的观察，断言“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这是对农动革命性、正义性的总体肯定，彰显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在《报告》中，对农民的革命态度进行了具体分析，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种。在他看来，富农的态度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选集》第1卷，第19页、第20页）。农民的力量，来自农民的组织、农民的武装、农民的权力，来自针对农民的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农民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推翻农村社会的封建统治，建构新的社会基础、社会秩序。经过这次农动调查，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逐渐缩小，但农民的绝对数量仍不容忽视。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依然需要依靠农民力量；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需要农民的智慧和探索；农民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满足农民基本利益诉求。

　　不仅重视农村革命，也非常关注农村建设和发展。1926年6月，他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时指出：“农村教育是现在社会很大的问题”，对当时农村盛行的封建教育表示了极大忧虑。8月14日，以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身份参加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5页）他鼓励与会代表到民间去，直接指导农民，从根本上救治中国农业。

　　在《报告》中，所关注的14件大事，既是农民革命的内容，也是农村建设的重点。如通过农会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武装，建设廉洁政府，破除迷信与神权，普及政治宣传，严禁牌、赌、，办农民学校，建立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坝，实际上已涉及农村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期待通过农民革命改造农村权力框架，实现农村制度变革，改良农村社会风气，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也应当看到，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有些传统观念制约了农村发展，部分农村尚未走出贫困状态。如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农村成为现实；如何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同步推进，在完善村民自治、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协调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如何在谋求农村发展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道路，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