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竞技RAYBET编者按：今天是一二一运动76周年纪念日。一二一运动是党组织领导的成功的群众运动的范例。群众运动有其客观规律，先锋队如果能够根据主客观条件的变化灵活调整斗争方式，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运动进行正确的领导，便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在打击敌人的同时壮大自身。

　　1930年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各地依然处在事实上的割据状态。内部派系林立，一些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矛盾重重，云南便是如此。地方实力派在云南有较强的经济基础，根据1942年的统计，昆明有规模宏大的新式工厂30-35家，带有国防性质的重点工业企业11家，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及云南省企业局下属的银行、工厂等的资金约3.5亿元。此外，云南与英、美等国有一定联系，云南地方金融系统在设法加深和维护这种关系。地方实力派时刻防备和蒋介石的排斥异己政策，对外联络川、康、桂等地方势力，对内强化地方统治。在军事部署上，中央军虽在昆明周围驻有四个军，在昆明也有防守司令部和宪兵十三团，但是省主席龙云规定市区治安归地方宪警维持，中央宪兵无法插足。在这一复杂局势下，地方实力派便可能接受某些程度和范围内的民主，甚至允许某些方面的进步。加之抗战后内迁许多高校，云南汇聚了诸如西南联大等一大批著名高校，有许多著名专家学者也聚集在此，昆明因此也具备了发展民主运动的基本条件。抗战期间，南方局[1]和云南省工委积极开展针对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使得龙云对民主运动总体上持支持与默许的态度，并多次拒绝顽固派的命令。此外，在地下党的斡旋下，龙云甚至建立了与中央和南方局联系的秘密电台，双方就抗战、民主建国、召开国民参政会等重大问题保持密切的沟通[2]。

　　在抗日战争期间，云南省工委总体上进行了正确的领导，党员数量和群众组织规模不断扩大。抗日战争初期，省工委利用国共合作的特殊政治环境以及的公开合法身份，开展了以抗战和民主为主题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3]。皖南事变[4]后，国统区整体上陷入，进步的群众组织被取缔，大量员被反动派抓捕和屠杀[5]。南方局及时转变工作策略，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推行“三勤三化”[6]，及时地保护了地下党组织，在群众中扎下根来，并于1944年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后来发展成为建国前最大的秘密外围组织）[7]。1945年大后方掀起了新的民主浪潮，云南地下党顺势而为，开展了五四纪念周、抗战周年纪念晚会等大规模的群众性活动，呼吁取消，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些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地下党和民青逐步夺取了昆明市主要大中学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并成立了昆明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由地下党员齐亮担任学联主席[8]。由于采用了正确的工作策略，云南的民主运动在国统区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态势，西南联大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这使得反动派大为恼火。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势力便筹划着进行内战，消灭和其它民主进步力量。由于进行了广泛的工作以争取和平，同时反动派的内战准备尚不充分，他们便一方面虚伪地邀请和派进行和平建国的谈判，另一方面暗中积极地整军备战。双十协定签订之后，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了暂时的平衡，国内呈现出了一片表面上的和平态势[9]。既然这种和平建立在不牢固的力量均势基础之上，而这种均势又极容易被打破，和平的局面也就不可避免地是短暂的。

　　由于云南省主席龙云积极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协商建立新中国，并在云南境内支持民主运动，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1945年10月，滇南边区总司令卢汉奉命前往越南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趁昆明兵力空虚，部署中央军第五军邱清泉发动兵变，将昆明城内滇军缴械，免去龙云原本各项职务，调往重庆，任命卢汉为新任省主席。卢汉等在越南听闻事变后拟率滇军返回昆明援救龙云，但蒋介石早已派重兵驻在云南、越南交界的险要地段，卢汉等欲归不得，无可奈何[10]。在卢汉返回昆明之前，由蒋介石嫡系李宗黄代理云南省主席，由关麟征带理云南省警备总司令。蒋介石秘密召见李宗黄，要求他在云南消灭民主堡垒，运动。军事政变以后，邱清泉常以查户口为名，大肆逮捕进步人士，不积极的学校校长被撤职，严重地笼罩着昆明。

　　尽管云南省工委在抗日战争期间取得了不小的工作成绩，但在1945年12月前，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仅有不足20人，民青成员仅有300人左右，实力依然较为薄弱。在严重的政治环境下，省工委的总体判断是：客观形势对我极其不利，一定不要硬碰硬。省工委对组织及时进行调整，并提醒党员和民青成员对反动派的进攻做好充分的准备[11]。

　　双十协定刚签订不久，便动用军队进攻解放区，在此背景下，中央于11月通过《新华日报》等多种渠道号召各界群众动员起来，反对内战。抗战胜利后，社会各阶层争取和平建国的愿望也非常强烈，因此昆明许多学生纷纷要求对反内战有所表示。

　　在云南复杂的局势下，省工委经过多次讨论，决定以西南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在11月25日召开一次跨校的时事晚会，请几位不太引人注目的教授演讲，发表一个通电，促进反内战运动，这样既响应了中央的号召，也不至于引起反对派的过分关注。但云南代主席李宗黄得知此事后十分惊恐，在11月24日召开的云南党政军联席会议上，做出了“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未经本省党政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的规定。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联大党支部商议后，为避免硬碰硬，决定将跨校晚会改为了联大的校内集会，同时请张奚若教授向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疏通[13]，并将召开晚会的决定告知了联大校方，当时的课余校内集会实际上是不成文的习惯，地方政府从未干预，校方也认为，学生开会一事，“似无劝阻必要”，同意在校内举行时事晚会。

　　11月25日晚7时，晚会在联大举行。在晚会进行过程中，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派军队层层包围了联大新校舍，多次发射子弹向会场进行低空射击。群众伏地听讲，讲演照常进行。特务又割断电线，熄灭灯光，主持大会的同学立即点燃准备好的汽灯，晚会仍然坚持下去。

　　学生在校内举行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合法集会，并且事先进行了合法报备，却遭到军队的包围，并以枪炮相威胁。双十协定曾明确规定人民群众享有集会和结社自由，但却遭到如此粗暴的践踏。晚会结束后，联大的学生无比愤怒，纷纷要求罢课抗议。联大支部党员在新校舍征集罢课的签名，所有宿舍的学生都表示同意，当夜签名的人高达500多人。26日早上，国名党火上浇油，在发布的新闻消息中，将联大合法集会的学生污蔑为“匪徒”[14]，更增加了群众的愤怒，罢课情绪更加高涨。

　　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和联大支部商定后判断，云大和中法等高校很可能罢课，许多中学也可能响应。李宗黄和关麟征来势汹汹，丛策略上讲，敌人高压之下，不应该硬碰。但是敌人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学生已经自发的罢课，党组织应该因势利导，有领导、有组织的展开对敌斗争。同时，在昆明4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中，地下党和民青能掌握的占20所，地下党和民青成员能影响的有16所，处于中间状态的有6所，被三青团所掌握的仅有3所。于是，省工委决定改变仅举行时事晚会的计划，由昆明市学联联络组织领导罢课。

　　从11月26日起，在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的组织动员下，各大高校和中学纷纷开始罢课。27日，昆明市学联召开各大中学校代表会议，决议全市总罢课，成立了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28日，罢课的学校达到31所。罢联通过决议向全国发布公告，表达罢课的诉求：立即停止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美国助长中国内战，要求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身自由（以上为第一类要求），取消党政军联席会议11月24日禁止集会之非法禁令，保障同学人身自由，不许非法逮捕，更改污蔑联大之荒谬谣言，并向当晚的师生道歉（以上为第二类要求）。第二类要求作为复课条件，以利于争取教师和社会的支持，以及及时休战。

　　针对学生的罢课行动，李宗黄、关麟征执行中央的指示：“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所谓“以宣传对宣传”，就是由控制的报纸发表反动社论，污蔑学生罢课，说现在的危险“不是内战而是内乱”，“不是而是政潮”。所谓“以组织对组织”，就是成立反罢课委员会，下设“行动、情报、破坏、撕毁”等组，盗用学生的名义，反对罢课。所谓“以行动队行动”，就是有组织地派出每队5人-100人不等的特务，遍街殴打宣传队的同学，捣毁学校[11]。针对反动派的这些行为，罢联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敌人的污蔑进行有力有据的驳斥，同时组织纠察队，保护上街宣传的同学[15]。

　　在罢课的过程中，罢联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29日，部分联大教授召集罢委会同学开会，出于对学生学业和安全的考虑，闻一多、吴晗等多位教授表示了担忧，他们在谈话中告诫学生，如继续罢课，将危及学校前途，荒废学业。针对教授们这些观点，联大同学并没有针锋相对，而是表示理解。但同时坚持，如果无条件复课，必将使民主运动遭到严重的挫折，增长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事后，罢委会派出代表，分头访问各院系负责人和有影响的教授，向他们说明：学生罢课是迫不得已，只要当局能接受学生提出的一些最起码的要求，就可以立即复课。经过多方努力，进步的教授更加积极地支持学生，中间派教授态度也有所转变。最后，联大教授会通过了决议书，对地方当局侵害集会自由的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的抗议”。此外，罢课得到了民主派人士的广泛同情，民盟云南支部发表声明：“完全同意这一运动，声援这一运动！”，学生在街头的宣传也得到了广大工人和普通市民的支持。

　　在罢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过激倾向，如部分员和民青成员提出了“罢工、罢市”等宣传口号，不同意以第二类条件的实现作为复课标准，而是坚持必须实现第一类条件。云南省工委认为，党组织几年来积累的力量不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在反动派压力太大的情况下，应竭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上述主张或者脱离广大市民的实际情况（罢工罢市口号），或者是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停止内战，要求和平），只会给敌人以口实。云南省工委和联大等党支部讨论后决定对这些高涨情绪要爱护，不能责备，但要加以启发，以理说服并进行引导。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参加罢课的党员统一了认识，学生的口号和行动始终没有超过广大普通群众所能接受的程度，尽可能地团结到了大多数同学。

　　11月28日起，李宗黄和关麟征对学生的迫害行动开始升级。29日学生被打事件高达25起，30日更多。30日，三青团云南支部秘书周坤率领特务练习投掷手榴弹。联大师范学院、云大和中法大学都被武装特务闯入，撕毁书报，捣毁物件。在日益严峻的高压形势下，云南省党组织认为，如果立即复课，群众一时难以转弯，而逐步缩小战线则可以为群众所接受，于是罢联通知各校加强戒备，暂停上街宣传，要求同学不要单独外出。在这一大的背景下，特务的进攻更加猖狂，制造了一二一惨案。

　　12月1日，李宗黄向三青团骨干成员和便衣特务训话：以流血对流血！随后，大量特务手持武器，向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昆华女中，南英中学等大中院校进攻。他们野蛮毒打前来劝阻的教授，用木棒、石头追打学生，甚至在校内投掷手榴弹。当天共有4名师生牺牲，重伤25人，轻伤30多人，其中党员、南菁中学老师于再便是在劝阻拉开手榴弹导火线的军人时被手榴弹炸伤，当场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自1926年段祺瑞政府在三一八惨案中开枪打死47人后，中国便没有出现过政府在学生运动中的事件。一二一惨案发生当天，立刻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怒火。

　　图1 1945年12月1日，地方反动当局派遣军官总队人员和特务携带凶器，进攻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大学等校，。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全市大中学生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原来对罢课不积极的学生，现在也积极起来了，很多原本未参加罢课委员会工作的学生也自发参加了。全市罢课声浪更加高涨，反对罢课的言论销声匿迹。社会各界对特务在校园内殴打和残害师生表示一致谴责。迫于压力，关麟征到联大假意慰问道歉，并派人送去花圈、现款和两口棺材，被罢联言辞拒绝。看到形势不妙，反动派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李宗黄和关麟征开始内讧，与三青团、中统和军统特务之间也相互推诿，一些凶手当街相互争吵殴打。12月1日晚，关麟征招待各报社记者，希望记者们不要刺激学生情绪。

　　一二一惨案后，云南省工委在分析研究形势的基础上决定：加强并扩大以学生为主的战斗队伍，争取工人、职业青年、教师及公务人员等各方面的支援，利用反动派矛盾，集中一切力量，向以李宗黄、关麟征为首的反动派大举进攻。宣传方面，要公布事实真相，做到有理有据地揭露当局残暴罪行，争取社会多数的同情，狠狠打击中央嫡系的反动派。

　　12月3日，罢联公布了《》[16]，除了控诉反动派的暴行外，还在原来第一、二类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类关于昆明血案的要求：严惩祸首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抚恤死者，医治伤者；赔偿一切公私损失。具体层面，罢联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三种：

　　（一）孤立反动势力。罢联动员各个学校公开检举三青团特务，联大要特务悔过，替罢委会刻蜡版，抄宣传品。特务成了过街老鼠，云南大学学生中的特务甚至不敢回校住宿。一时间，公开的或暴露的三青团销声匿迹了。

　　（二）扩大宣传，深入社会。自12月1日起，罢联出版了《罢委会通讯》，反驳和澄清中央报社的一些污蔑和造谣言论，报道国内声援昆明学生的动态。此外，罢联还组织昆明大中学生张贴街头壁报，每天出动100-150个宣传队到人口密集的室外场所演讲，讲述一二一惨案的真相，学生们自编自演了大量的活报剧和话剧，并合唱爱国歌曲，吸引了大量的群众。此外，昆明大中学生还深入到工厂、农村以及市民家庭进行挨户宣传、访问、谈心，在同群众的接触中争取各阶层对运动的支持。

　　（三）停灵公祭。自12月4日起，罢联发布讣告：愿祭奠四烈士者，可来西南联大停灵处。自讣告发出之日起，每天来参加公祭的人络绎不绝。除了昆明中等以上的学校学生，还有大多数小学师生、工人、农民、职员、士兵、军官、工商业者、地方士绅、宗教界人士都纷纷前来吊唁。在停灵公祭的一个半月里，参加灵堂祭奠的人数达到15万人次，占当时昆明总人口的一半，参加的团体共700多个，送来的挽联达上千幅。

　　罢联的行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12月2日起，全市的工人、职业青年甚至军队中的一些官兵纷纷向罢联寄来捐款，支持学生的斗争。民盟云南支部公开发表声明，对反动派的暴行表示抗议和谴责。全市大中学的教师签名发表宣言，声援学生运动。联大教授会决定停课罢教一周，以示抗议。上海、重庆、西安、武汉、长沙等地发起了大规模的追悼会，并于会后举行，表达对昆明学生的支持。反动派陷入了空前的孤立。

　　为了掩盖罪责，反动派千方百计推脱责任，先是抛出几个特务当替罪羊，宣称惨案是“个人行为”“误伤”，上演了一出公审假凶犯的闹剧，罢联对这一自导自演的闹剧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直指幕后的真凶为蒋介石嫡系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此外，还强迫昆明中学提前放假，对中学断炊，以孤立大学[17]。针对这一局面，罢联组织中学生尽可能留校，自办伙食，或者动员中学生搬到大学里面进行住宿，以坚持参加运动。由于以上破坏行动未能得逞，蒋介石便亲自出马，发表讲话，威胁学生“一切问题以恢复常态为前提”，否则他“不放弃安定社会之职责”，罢联对蒋介石的讲话公开作答，对其进行逐条驳斥，反动派的以上技俩都没有成功，被迫将关麟征停职议处。

　　随着运动进入后期，斗争的形势更加复杂，对于学生提出的取消禁止之非法禁令、切实保障人身自由、更正污蔑师生之荒谬言论以及政府支付安葬、抚恤、治疗费用等诉求，中央已经事实上接受，核心的矛盾在于追究11月25日射击联大事件（涉及到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和惩治凶手，虽然关麟征已经被停职议处，但李宗黄和邱清泉依然逍遥法外，这两个人是蒋介石的嫡系，反动派自然不会轻易退让。一二一惨案后，在云南的嫡系力量已经臭名昭著，蒋介石只得派新任省主席、地方实力派二号人物卢汉来收拾残局，卢汉总体上是拥蒋保己的态度，他答应了学生的部分诉求，但在惩凶的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决定权，如果运动继续下去，卢汉最终将按照蒋介石的意旨强硬行事。

　　12月9日之后，运动的高潮逐步褪去。在12月9日之前，联大参加“罢联”工作的学生约为总数的1/3，12月10日以来逐步下降，到14日，已经降到1/4，一部分学生有疲倦的感觉，不少持中间态度的学生对运动逐渐冷淡，没有事就去茶馆聊天，看电影消遣。如果运动再持续数日，则这些中间同学也将会退出。

　　另一方面，新上任的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咄咄逼人，威胁全体教授辞职，并扬言如果继续罢课下去，则将解散西南联大，各个学校提前复员，将继续罢课的学生交给警备司令部去处理。12月10日，云大教授讲师80多人也发表告同学书，要求学生尽快复课，许多中间派教授也认为罢课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此外，蒋介石密电卢汉，如果学生不能按期复课，将按照指示做“最后处置”。

　　综合这些情况，运动已经到了后期，惩凶的诉求涉及到反对派的核心利益，很难通过继续罢课争取成功。如果无限期罢课，将会失去广大中间学生和教授的支持，使进步力量陷于孤立。在此背景下，云南省工委审时度势，修改诉求，不再以追究11月25日射击联大的责任作为复课条件，同时将惩治凶手这一诉求定位于同联大教授会一起斗争，促成李宗黄和邱清泉的辞职。最终罢委会上将复课最低要求由七条修改为五条。在联大、云大学校以及多数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地方军政当局答应了罢委会的五条要求。12月25日，罢委会宣布停灵复课。停灵意味着斗争告一段落，但不出殡，意味着并没有放弃斗争。1946年3月16日，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免去李宗黄各项职务。3月17日，昆明学联为一二一“四烈士”举行了盛大的公葬。至此，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

　　图4 1946年3月17日，在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昆明学联冲破反动派的重重阻挠，组织了由昆明各界群众3万多人参加的盛大出殡。

　　一二一运动是继五四和一二九运动后最大的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它揭开了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序幕，粉碎了蒋介石直接统治云南的企图，为1949年卢汉的起义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一二一运动并非有意识策划的行动，云南省工委本想避敌锋芒，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不与反对派硬碰，但反动派的暴行却使得矛盾迅速升级，自发的学生抗争兴起，白区地下党积极参与其中，实现了正确的领导，使得一二一运动获得了伟大的胜利。综观云南省工委领导一二一运动的历史过程，有以下几方面的经验值得重视：

　　坚持走群众路线。广大学生群众的支持是一二一运动胜利的根本保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建国是社会广大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殷切期望。双十协定明确规定了集会结社自由等各项民主权利，但在云南的蒋介石嫡系分子却频频挑衅，压制学生群体正常的民主诉求和集会自由，甚至在校园内制造残酷的血案，使得昆明学子群情激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运动。这场运动有着极其深厚的群众基础，运动中也始终坚持着明确的具体诉求：惩治凶手，修改对反战时事晚会的污蔑、保障人身权利以及取消禁止集会的非法禁令。这些诉求，反映了最广学生群体的呼声，因此，绝大部分昆明大中学生参与进来。在一二一运动过程中，地下党和民青通过罢联、罢课委员会、学生自治会等把广大学生组织起来，使得大量的进步学生和中间派学生也都积极地参与到运动中来。正是依靠各种各样的方式组织群众、发动广大学生群众，云南省工委才能在党员仅数十人、党组织的秘密外围成员仅300人的条件下，领导起规模达数万人的学生运动。

　　在斗争中锻炼干部，发展组织。一二一运动前，联大中学生党员不足20人，云南民青成员仅300人。在一二一运动过程中，地下党员和民青团员积极参与到罢联的工作中。每一次重大的决策，都是云南省工委同这些党员和民青团员反复商议讨论后做出的；在关键性的转折时刻（如运动后期及时复课），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都深入到学生中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最终使得广大学生形成共识，运动始终沿着统一的方向前进。这批党员和民青成员在运动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一二一运动结束后，大量民青成员被吸收入党，一些表现优异的学生被吸收进入民青，党组织和秘密外围组织迅速扩大。到了1946年夏，联大中的学生党员人数超过100人，民青盟员发展到600人。参加一二一运动中的多数党员和民青成员在西南联大复员后回到平津地区，成为了北平民主运动中的领导者和骨干。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云南省工委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在运动过程中，罢联始终把矛盾牢牢对准的嫡系力量李宗黄、关麟征和邱清泉。对于地方实力派代表卢汉，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罢联总体上表示支持和理解的态度，使得卢汉始终处于居中调停的姿态，没有直接倒向反动派一边运动。在运动过程中，曾有一些中间派教授以及进步教授由于担心学生安危，或者不了解情况，对学生继续罢课持反对态度，罢联均派出与这些教授关系密切的学生或老师，向他们仔细说明情况，解释罢联的合理诉求和主张，最终使得大多数教授都对学生运动表示支持或同情。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刚从北平来到云南的时候，并不了解一二一惨案，他对学生的行为不认可，要求学生限期复课。罢联并没有因为梅贻琦的这一态度直接将梅划入敌对阵营，而是请梅贻琦的老同学闻一多出面与其交流，经过四小时的谈心，梅贻琦转变态度，支持学生的条件，积极与政府当局进行交涉和商谈[18]。此外，罢联还组织学生深入到工人、农民、职员等社会群体中进行宣传，建立起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程度地孤立了敌人。

　　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抗日战争之前，的白区工作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表现之一便是斗争中提出过高的政治目标，只知道进攻，不知道撤退，不愿意做任何妥协，最终使得党员和赤卫队成员脱离广大群众，骨干力量损失殆尽[19]。在总结错误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20]，一二一运动一直践行着这一原则。惩治凶手、修改对学生的污蔑言论等条件，是广大学生的迫切要求，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支持，罢联在运动中始终理直气壮。通过斗争，打击了反对派的嚣张气焰，保障了学生的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在运动后期，当多数中间派学生疲倦，日益脱离运动，且许多教授也要求尽快复课时，罢联并没有坚持无限期罢课，而是适当妥协和让步，修改了条件，及时实现了复课，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运动的成果，为日后云南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里以关于一二一运动后期复课分析的两段话结束本文：

　　“这时就应该衡量利害，假如坚持原案，继续罢课，在现在中国的情况下，不易办到，结果必致引起内部的分化，失去社会的同情，使运动陷于孤立而无法继续，招致重大损失。若能将条件稍加修改，能团结内部力量，取得社会的同情，也能取得部分的胜利。而且反内战民主也不是短期所能奏效的，而复课也不意味着工作的停止。假如此时适可而止，保存实力，巩固胜利，复课以后可以换一种方式，作有效的努力，所以在这时将条件做部分修改，考虑复课，这种做法是对的。”

　　“我们不仅要在斗争开始时，善于掌握具体情况，提出正确的口号，取得一些胜利，更重要在斗争过程中，善于观察情况的变化——反动者策略的改变、社会同情与声援的减弱，群众斗争情绪的提高或低落等，根据新的情况来事当和适宜的发展或结束这一斗争。”

　　[1] 1939年1月16日根据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

　　[4]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过程中遭到7个师8万多人的拦击，众指战员在叶挺军长指挥下被迫抗击，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蒋介石事后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至此，发动的第二次高潮已达顶点。

　　[6]《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第四章 制定”三勤三化”要求，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三勤”指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指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群众化）。

　　[7]《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第六章 恢复组织，迎接革命斗争的新高潮。民青于1944年成立，在纲领和章程中宣布接受的领导，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目标，实行民主集中制，

　　[8]《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第四章 反对独裁专制，在运动高潮中迎来抗战胜利。

　　[14] 25日晨，的消息：“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7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告，即前往捕捉，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

　　[19]《获得权威——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第三章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